劝君莫笑沈启无

劝君莫笑沈启无

脱帽出城下船去，逆流投篙意何如。

——周作人

1939年元旦，北京八道湾十一号周宅的那场行刺，不仅构成了主人周作人一生的转折点，还改写了客人沈启无的运命。

谈周作人，便学他抄书。据《知堂回想录》：“那天上午大约九点钟，燕大的旧学生沈启无来贺年，我刚在西屋客室中同他谈话，工役徐田来说有天津中日学院的李姓求见，我一向对于来访的无不接见，所以便叫请进来。只见一个人进来，没有看清他的面貌，只说一声，‘你是周先生么？’便是一手枪。我觉得左腹有点疼痛，却并不跌倒。那时客人站了起来，说道：‘我是客’，这人却不理他，对他也是一枪，客人应声仆地。那人从容出门，我也赶紧从北门退归内室。沈启无已经起立，也跟了进来。这时候，听见外面枪声三四响，如放鞭炮相似。原来徐田以前当过侦缉队的差使，懂得一点方法，在门背后等那人出来，跟在后面，一把将他拦腰抱住，捏枪的手兜在衣袋里，一面叫人来帮他拿下那凶人的武器。其时因为是阳历新年，门房里的人很多，有近地的车夫也来闲谈。大家正在忙乱不知所措，不料刺客还有一个助手，看他好久不出来，知道事情不妙，便进来协助，开枪数响，那人遂得脱逃，而帮忙的车夫却有数人受伤，张三伤重即死，小方肩背为枪弹平面所穿过。”

周作人命大，子弹击中其毛衣纽扣，“肚子上留下一个青斑程度的擦伤”。沈启无就惨多了，弹中左肩，在同仁医院疗养了一个半月，子弹终未取出。

刺客为谁，迄今尚无定论。大多认为是“抗日锄奸团”所为，惟周作人坚持归咎于日本军警，后来有“不曾在日军刺客光临苦雨斋的那时成为烈士”之自嘲。若前者是真凶，则为阻止周作人落水，竟不惜杀之；若后者是真凶，则为逼迫周作人落水，似不必杀之——故我推断是前者，尽管并不以他们的果决做法为然。

早在1938年2月9日，周作人、钱稻孙等留守北京的教授，参加日本人组织的“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”，便被视为汉奸，引来举国声讨。不过，周作人正式落水，还得等到这次遇刺后不久，接受伪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一职。此后日渐沉沦，直到1940年12月19日，就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，兼教育总署督办，堕至谷底，再无退路。

假如没有这场刺杀，周作人还会不会落水呢？我不知道。我只知道，那句“我是客”，成为了沈启无平生最大的笑柄与罪证，后人说起他，必提此节。他的身后名，因此凄惶而寂寞。

苦雨斋门下有四大弟子：俞平伯、废名（冯文炳）、江绍原、沈启无。单论成就，沈启无正适合排在末尾。他的创作，无论诗歌还是散文，都算不上一流。如今我们常见他的书，反倒是那本辑录而成的《近代散文抄》（此书有二序，皆周作人所作）。但是，在破门之前，他与周作人的交谊，却非同一般的亲近。周作人对俞平伯、废名、江绍原三人，“我只认作他们是朋友，说是后辈的朋友亦无不可，却不是弟子，因为各位的学问自有成就，我别无什么供献，怎能以师自居”；对沈启无，则称作“小徒”，“为鄙人之弟子，非普通之所谓学生”，“他只继承了我的贫弱的文学意见之一部分，以及若干讲义，一直没有什么改变，这样所以非称为徒弟不可”，“依照日本学界的惯例，不假作谦虚的说一句话，我乃沈杨（沈启无本名）的恩师”——这一对比，虽是为接下来大肆批驳沈启无作铺垫，欲抑而先扬，却也足见这一对师弟之关系，因周作人的文风，素来是不尚虚辞，有些话，他可以不说，只要说了，那便有其来历。

遇刺那日，正值阳历新年，“沈启无来贺年”——当时北京已经沦陷于日寇之手，苦雨斋门庭冷落，登门贺年者，惟沈启无一人，由此更可见他对恩师的深情。遇刺之后，二人并未立即反目，恩师依然在提携小徒，视之为心腹，倚之为股肱。周作人任伪北大文学院院长，命沈启无当院里的中文系主任；伪北平市政府曾组建一个日本观光团，指定文学院去一人，周作人与时任伪北大秘书长兼日文系主任的钱稻孙推举了沈启无；1943年4月，周作人赴南京觐见汪精卫，由沈启无作陪……

后人论及周作人遇刺，沈启无非但不挺身而起，卫护其师，反而说“我是客”，急于撇清自己，往往就此展开对沈启无的道德批判，并视之为周、沈师弟反目成仇的导火索，则未免有些强梁。如上所述，这后一点，并不成立。周作人写《知堂回想录》，在其晚年（1960年12月10日动笔，1962年11月30日完稿），回忆遇刺那一段，下笔纵然一如既往平淡无奇，却暗藏了几分怨怼，“我是客”轻轻一言，不啻是道德的雷霆，道尽了沈启无的怯懦与凉薄。然而，其时周作人已经中枪，“觉得左腹有点疼痛”，仓促之间，是否就听清了沈启无之言且廿载不忘？沈启无到底说了什么呢？《知堂回想录》最早刊载于香港《新晚报》（1964年8月1日），连载至第三十一节，旋告中止（1964年9月8日）。“元旦的刺客”则在一七七节，并未刊出。1970年5月，《知堂回想录》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出版，此时两位当事人周作人、沈启无皆不在人世。是故，沈启无生前，应该无缘读到周作人这一段回忆录。“我是客”三字，遂成孤证。

治史最忌诛心与“后见之明”，以后来者的全知视野，妄测先人的心思，有时不免强作解人。若从1944年3月23日周作人发表《破门声明》（“沈杨即沈启无，系鄙人旧日有受业弟子，相从有年，近来言论不逊，肆行攻击，应即声明破门，断绝一切公私关系……”）将沈启无逐出门下，以及此后绕开北大评议会、挟私权勒令北大文学院对沈启无停职停薪等纷争来看，1939年元旦的那一声“我是客”，的确埋下了二人反目的导火索。若从1939年到1943年二人的过从甚密来看，“我是客”何尝导致师弟情谊的破裂呢，哪怕孤证成立，不过是长河之微澜，周作人并不以为意。而且，细究《破门声明》的内容，“近来言论不逊，肆行攻击”（指周作人怀疑沈启无暗下黑手，唆使日本作家片冈铁兵攻击他，沈启无则力称自己无辜）云云，亦未提及五年前的那场行刺。

这就要说到另一个问题。沈启无对刺客说“我是客”，到底错在哪里，是否不可饶恕？

谷林（劳祖德）先生与周作人有旧，他曾致信止庵论钱谦益事：“柳如是劝钱投水，钱伸脚入水，嫌冷，遂弗死。这个故实，一向被当作笑谈，我似乎觉得也能理解。即证以柳如是并不因此轻牧翁，可见当作笑谈的人其实搞错了。我自己年届八旬，已不以死生为意，想牧翁亦该如此。盖柳氏以当觅死地，全臣节，牧翁固以为无可无不可，其襟怀较柳氏略高一头地也。”（1999年8月17日）待谷林去世，止庵写纪念文章，特提此节，并引谷林最爱讲的“通情达理”之说，“情先于理，情移而后理入，此所以‘拈花微笑’为悟彻也”。

我钞此案例，不是要以钱谦益洗刷周作人，而在“通情达理”四字。这不仅是方法论，更是一种襟怀。这里的“情”，我理解为人情，其要义，一是平，二是恕——或者说，惟有平（如胡适所云：爱而知其恶，恶而知其美，方是持平），才能恕。

倘能“通情达理”，再说“我是客”。让我们设身处地，回到1939年元旦上午的乱世，回到苦雨斋的西屋，你若是沈启无，直面那支杀气腾腾的手枪，第一反应将是什么？谁能保证，他会扑在周作人身前替老师挡子弹？谁能保证，他会冲上去与刺客殊死搏斗——何况沈启无只是清瘦、近视的一介书生？大多数人的自然反应，不是呆若木鸡，就是夺门而逃；更有不堪者，则匍匐讨饶。

2008年5月12日汶川地震，成都震感强烈。我有一个朋友，正在办公室工作，忽感桌面颤动，同时听闻楼下淆乱一片，他并不知爆发了地震，依本能反应，起身拔腿就跑，全然不顾坐他对面的怀孕的女同事。事后他无比羞惭，三五天内都不敢在办公室抬头，女同事宽解他：“当时谁不想跑呢，只是我没你反应那么快。”他却始终不能释怀，像祥林嫂一样絮叨不止：“你晓得我平时的为人，我怎么……”他秉性纯良，为人热忱，然而，置于险地，本能往往会战胜理性与德行。

留下来义助同事、妇孺，自然值得尊敬、表彰；不过这并不能从反向推论，逃跑者当遭批判。危墙之下，逃跑是本分，实在无可非议；扶危墙之将倾，那是英雄。既然要“通情”、“持平”，则不能以英雄的标尺权衡凡人，正如不能以凡人的心理测度英雄。

射向周作人的子弹，吓坏了一旁的沈启无。百无一用是书生，他何尝见识过十步杀一人的阵仗呢。枪响之后，他的身体迅疾如弹簧。假如他瘫软在地，或者夺门奔逃，倒也符合常态。千不该万不该，他喊出了一声“我是客”，这样的话语，只适宜藏在幽暗的心底，沈启无偏偏将人性最自私、最怯弱的一面，赤裸裸呈现于世人眼前。对他的道德批判必定如山呼海啸，如万马奔腾。

人间世所有的罪行，怯懦与自私，最爱为人所讥评。因为这是所有人心头的烂疮。藉批评他人的怯懦与自私，从而得以掩蔽自身的怯懦与自私。“我是客”沦为笑谈的原由，端在于此。

况且，沈启无的确是一个十分自私的人。周作人将他逐出师门及北大文学院，并公开宣布“凡有沈杨参与的团体或事业及刊物，鄙人一律敬谢不敏”，致他在北京一切生路断绝，只得南下投奔胡兰成。1945年初，他俩一起去汉口接办《大楚报》。胡任社长，沈任副社长，于是二人有了一段深入往来。胡兰成是何等人物，那一双卓异的魔眼，能洞穿人的心肺（尤其擅长看女人）。在其看来，“沈启无风度凝庄，可是眼睛常从眼镜边框外瞟人”，“他的人是个既成艺术品，可以摆在桌上供神，但他的血肉之躯在艺术边外的就只是贪婪。他要人供奉他，可是他从来亦不顾别人”。行李运来，胡兰成与人拎皮箱，沈启无竟能安然，后来胡兰成气不过，斥道：“这箱子里多是你的东西，你也拎！”他只好拎了。这些琐事，正可见沈启无的自私和冷漠，同时为后人批判沈启无的“我是客”提供了鲜明的注脚。

自私是人类的劣根性，但是，只要它不曾伤害他人，便不足以构成一种人人得而批之的罪过。沈启无那一声“我是客”，虽有违师弟之情，却未加重周作人的损失，反而引来了刺客无情的枪击。如果一定要说沈启无错了，那么这一枪，致他重伤，大抵可视为一种公正的惩罚。至此，报应已了。同样自私的我们，还有什么资格嘲笑沈启无呢？当然，心底无私天地宽的人们有资格笑他，然而如刀尔登先生所言：以无私自命的人，往往心胸极狭。

“我是客”及此后的纷争，一直在折磨“风度凝庄”的沈启无。俗话说，君子绝交，不出恶声。周作人驱逐沈启无，却屡出恶声，甚至堂皇登报，在其凄凉晚年，依旧意难平，致鲍耀明的信中，仍称沈启无为“十足之中山狼”。“但思忍过事堪喜，回首冤亲一惘然”（作于1939年1月14日，“为元日事而作”），周作人终究未能惘然。在沈启无这一方，也许觉得自身有错，愧对师门，也许顾念老师的恩情，对周作人的批判与辣手，并未以牙还牙，以怨报怨；后来周作人落难，亦未落井下石。他曾在《中国文学》（1944年5月20日第一卷第五期）发表了一首诗歌《你也须要安静》，婉答周作人。兹录如下，以作结语：

你的话已经说完了吗

你的枯燥的嘴唇上

还浮着秋风的严冷

我没有什么言语

如果沉默是最大的宁息

我愿独抱一天岑寂

你说我改变了，是的

我不能做你的梦，正如

你不能懂得别人的伤痛一样

是的，我是改变了

我不能因为你一个人的重负

我就封闭我自己所应走的道路